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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哲学的密教时期

公元6～7世纪，印度在政治上处于分裂局面,出现了很多封建的小国,专制主义的统治严重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佛教和婆罗门教相互接近起来。佛教的密宗，又称金刚乘、真言乘。它是大乘佛教、婆罗门教和印度民间信仰的混合物，也摄取了其他宗教的一些信仰和实践。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手式”，“身密”）、心作观想（“意密”）三密同时相应，可以“即身成佛”。

根据中国的传统说法，密教的根本经典有六经三论，其中主要的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密教在教理上仍然采用大乘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大日经》宣称，作为宇宙本原的根本佛或大日如来佛是一切智慧中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以菩提心为基因，大悲为根本。《三业最大教王经》说，“菩提心是空性和慈悲的统一,它是无始无终的、寂灭的,不具有任何存在和非存在的观念”。菩提心与人心相通，可分为八心六十心等，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这种心的种种表现。大乘佛教一般认为，佛的法身是超越形相和概念的;而密宗认为,大日如来佛的法身即是宇宙本原的“六大”（地、水、风、火、空、识），这样就把本体和现象统一了起来。密教所谓“当相而道，即事而真”，即是说宇宙的真实本体和森罗万象二而为一，认识了现象即认识了本体。后来的注释者们，包括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密教大师，又把“六大”分为“随缘六大”和“法尔六大”，即“法尔六大”是本来具有的六种原素即一种本体的或绝对的存在，这种六大有着相应的属性和作用，属性也就是宇宙万有的本性和根本作用。“随缘六大”是假托于“法尔六大”而存在的一种相对的、现象的存在。它是随缘(关系)显现为现实的东西，这种现象的东西据说由于它和人们的业烦恼相伴随，因而可以被人们的感官所认识。“法尔六大”与“随缘六大”的关系是能生和所生的关系。它好比月与月光的关系，两者形影相随。密教认为作为宇宙的本体或现象的六大法体，也就是“六大法身”即根本佛的真身。“六大法身”综合十界、六凡、四圣。总之，宇宙一切无一不是“六大法身”的各别显现，这样，哲学的思辨就进入了神学的天国。《金刚顶经》采纳了瑜伽行派的“转识得智”的思想,提出“五佛显五智说”,认为五智中最重要的是“法界体性智”，而这五智都是唯识所转。后来进入中国西藏的莲花戒(740～796)还用般若的思想贯通瑜伽、中观的学说，形成了中观瑜伽派。

从公元前 3世纪下半叶开始，佛教就不断向古印度境外传播，逐渐发展成世界性的宗教。而在印度本土则由于公元8～9世纪以后印度教的兴盛，佛教内部部派系的纷争和僧伽的腐败，外族频繁的入侵，特别是伊斯兰教徒的武力征服，不少僧侣被杀戮，很多重要的寺庙和文物遭到破坏，因此印度佛教开始衰微，到13世纪初趋于消亡，至19世纪后才稍有复兴。——参考文献：《印度哲学通史》，黄心川，2014。

第四章　沙门思潮

大约在古奥义书中期，印度出现了与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沙门思潮是当时自由思想家的各种观点、派别的通称，其中有影响的是佛教、耆那教、生活派（邪命外道）、顺世派和不可知论派。本章仅就沙门思潮的基本观点和派别，特别是对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同时代的六师，作一概括的评述。

一、沙门思潮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沙门思潮兴起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公元前6 ～ 前5 世纪左右，相当于我国百家争鸣的时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形成和希腊智者派积极开展活动的时代。

沙门思潮兴起的时期正是古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大批城镇国家兴起的时期。由于次大陆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当时大部分地区已进入了奴隶社会，但有的地区还保留着氏族公社制或它的残余，在若干经济发达的地区生产力已有很大的提高，人们已较普遍地使用铁器。农业生产占有主导的地位，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商业也有巨大的发展。据《本生经》载，当时商人已有相当规模的陆运和航运的商队，使用大块铜币，重量大的竟达146克，其贸易范围东北到缅甸，西北达波斯、阿拉伯等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批城镇也开始建立起来，这些城镇在公元前6 世纪顷约有60个。如舍卫城、瞻波、王舍城、赏弥、迦尸、坦叉尸罗等，并以其中某些城镇为中心建立了城市国家。另外，在这个时代，印度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已有一定的发展。外科医生已懂得使用局部开刀术、鼻工术、矫形等。

在印度奴隶制加速发展过程中，由于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民族矛盾逐渐激化，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机构———比较强大的国家也就产生了。据希腊派遣印度的使臣麦加斯忒尼记述，在公元前4 世纪前后印度境内曾经存在过180个不同的种族和部落，其中大多数是不久前合并成的一些极小的城镇国家。据佛教和耆那教经典记载，在公元前6世纪时，由喀布尔流域到哥达瓦里河岸存在着16个国家。其中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有摩揭陀、拘萨罗、阿槃提和跋耆四国。这些国家有的是由君主统治的，有的则是共和形式的贵族寡头统治的，但它们的性质都是奴隶主占有制国家。另外，在一些地区还残存着若干民主的部族或部落组织，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释迦、摩罗和梨车毗等。

印度奴隶制国家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印度各个阶级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婆罗门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以祭祀为职业的祭司贵族集团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不是靠所谓“布施”而是靠剥削奴隶来维持生活。刹帝利是当时新兴的专制国家统治者，也是奴隶制的主要代表，被称为罗阇（王者，rajan）。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在建立和管理国家中要求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及扩大自己剥削的范围，但是由于传统种姓制度的障碍（婆罗门最高），从而在经济上、政治上与婆罗门发生了矛盾，因而他们在与婆罗门争夺权力斗争中有时也不得不从下级的种姓中寻求自己的支持者。但刹帝利和婆罗门都属于奴隶主统治阶级，他们的利益也有着基本一致的方面，特别是在他们与广大被剥削下层的斗争中，刹帝利就不仅不愿彻底打击婆罗门的势力，而且感到有与他们组成政治—精神联盟的必要，因之印度古代的很多典籍常常宣说：“得助于婆罗门的刹帝利永盛不衰。”吠舍种姓在当时已开始分化，其中一小部分上升为富有的工商业奴隶主，商人的首领常常被称为长者（s'res·thin），受到罗阇的尊敬，而大部分则是农奴、佃户、手工业者等，其中也有一部分为奴隶。印度的佃户（karshaka）拥有一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首陀罗是当时受剥削和受压迫的阶级，他们被剥夺一切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平等权利，奴隶主可以任意宰割和奴役他们。婆罗门法典

规定：“杀死首陀罗的人只需简单地净一次身，同杀死牲畜一样。”奴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逃亡，破坏水利建设，谋杀奴隶主等）和奴隶主进行了斗争。

沙门思潮就是在上述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是上述社会变化的反映。恩格斯曾说：“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

二、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印度思想界十分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社会思潮有二：一为婆罗门教的正统思潮及其支流；二为非婆罗门教的思潮，后者通称为沙门思潮。

婆罗门教自梵书以后一直是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严格地执行着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他们制作了一系列的经书，发展了婆罗门教的仪式主义，使宗教的仪式变得愈来愈复杂、僵死和神秘化，实行这种仪式需要宰杀大量的耕牛，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遭到不少群众的抵制和唾弃。另外，在婆罗门教文化向东迁移后，在下层人民中间出现了一种俗信思潮或运动，他们力图摆脱官方祭司的管理，轻视吠陀的权威，反对用大量的动物作为祭祀的牺牲，崇仰当地土著的神灵（夜叉、蛇神、树神、圣牛、林加即生殖器）和神化了的山川、动植物等。例如反映在佛经中有一首对牛的赞诵：“牛是我们的朋友，它像我们的双亲和亲属一样，因为耕耘需要依赖它。牛给予我们食物、力量、鲜嫩的皮肤和幸福。高贵的婆罗门懂得了这些，他们就不会宰牛了！”这种俗信运动与婆罗门教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是对婆罗门教的反抗。另外，奥义书的思想家们对吠陀祭祀、仪式等的“内在含义”作了深入的哲学探索和思考，他们力图对宇宙和人生问题作出种种合乎理性和科学的解释，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吠陀的神话，并且表现出与吠陀的神学体系是相对立的。以上这些俗信运动和新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婆罗门教已开始衰颓，婆罗门教的信仰在一些群众中已动摇，很难适应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奴隶制国家精神统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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